▍编者按
本文是根据哲学家Armen Avanessian与作家Suhail Malik于2016年1月在柏林进行的一次对谈所编辑的修改稿，同期发表于 DIS Magazine，原文标题为《复合时间[i]与后当代》（The Time-Complex.Postcontemporary）。本文的德文版收于文集《Der Zeitkomplex. Postcontemporary》，由Armen Avanessian与Suhail Malik编辑。
▍引言
时间在变。在当今的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和规模之内，人类的施动性（agency）与经验已然失去了其首要地位。反之，复杂的系统、基层（infrastructure）与网络成为主导的行动者。于其中，“未来”取代了“当下”，成为时间的结构性条件。当思想上的左派与右派竭力想要应对此种新形势之时，我们就越来越被全面掌控，将一切都归位于某种“后-XX”(post-)。
1 时间由未来而至
Armen Avanessian（以下简称AA）: 后当代的基本主题就是，时间在变。这并非仅仅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或加速的时代，而更多是说，时间本身——时间的方向——已然改变。我们不再拥有一种线性的时间：也即，先是过去，接着是当下，然后是未来。而实情毋宁说正相反：未来在当下之前发生，时间由未来而至。如果说人们感觉到时间脱节了，时间不再有意义，或它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或我们所有人）发现自己很难习惯于生活在这样一种“思辨”的、推断性的（speculative）的时间之中。
Suhail Malik （以下简称SM）: 没错。所谓的“时间的思辨性重组”[ii]，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今社会组织的复杂性与规模。如果说复杂性社会的主导前提是系统、基层与网络而非能动的人类个体，那么人类的经验以及以之为基础的语义学和政治学都将失去首要地位。相应地，如果当下向来是人类经验的基本范畴——全拜生物性感知所赐，那么这个理解时间的基础如今却失去了优先性，让位给我们所谓的“复合–时间”（time-complex）[iii]。
我们本可以立刻提及、但还是留待后文关于当下的去优先化的理论结果，就是不再有必要基于当下来解释过去和未来的运动。反之，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遇，在其中人类经验仅仅是更复杂的构型之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说是从属于这些在历史中构成、但又着眼于未来之结果的构型。在系统的组织化过程之中，过去和未来是同等重要的，正是这一点,使得原来作为时间之主导构型的“当下”黯然失色。
在所谓的复杂性社会（complex societes）——指那些“超-人类”的社会（more-than-human societies），它们位于逾越了现象学所规定的社会技术组织尺度之上，过去、当下和未来进入到一种经济学关系之中，在其中可能没有一种模式是首要的，或者也可能未来取代了当下，从而成为时间所主导的、结构性的方面。这种说法当然不完全是新的：很长时间以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过程理论实际上已经在讨论复杂社会中人类从属于社会和技术组织这个问题。同样，在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这个名头之下，哲学最近也已经开始尝试将“思辨”（speculation）这个观念重置为这样的任务：通过确立起超人类经验的知识概念的前提条件，来探寻超–人类的知识形式。这个计划肯定与复合时间的条件相关，但又有所不同。
AA: 谈谈我们从日常经验或每日新闻中所获知的那些思辨性的、复合时间的具体案例吧。这些现象常常冠以“前-”（先）这个前缀，比如先发性出击（preemptive strikes），先发性监管（preemptive policing），先发性能力（preemptive personality）等等。
SM: 你能大致描述一下这些现象吗？
AA: 所谓先发性能力或（某种）个性定制说的是，你怎样获取那些想买的东西的特定组件或信息，而这些信息你本来并不确定想从某个商业服务机构处获得。[iv]亚马逊可以作为一个案例：它的计算程序提供给我们与实际选择相关联的推荐书籍，然而（所谓）的先发性能力却（可以使一切）抢先一步：你获得了一个真正想要的产品。公司通过算法了解你的欲望，甚至在你自己意识到之前，它们就了解了你的需求。事先说“我可能会退货”是没意义的，因为它有可能就是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注定是糟糕的，只不过，我们不得不学会如何以一种创造性的或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局面。
另外一个饱受批评的现象就是先发式的出击，这也是21世纪新出现的一个现象。（加拿大哲学家）Brian Massumi及其他学者已经就这些现象所产生的某种递归性真理（recursive truth）撰写过文章：你炸了一个地方，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所期待的敌人（的出现）[v]。 你制造出了一种情境，（而）它最初只是一种推测、推断（speculation）。这里的逻辑是递归性的，再重申一下，也就是说发动出击不是为了避免什么事情，不是为了在敌人出击之前进行威慑。同样，它也迥然有别于20世纪的预防与威慑的平衡逻辑。毋宁说，当下所发生的境况是基于某种对于未来的先行掌控，当然，这也同样关系到所谓的媒介的预先介入（premediation）趋势。
这种在今天被大量讨论的、新的思辨性时间的另一个日常案例就是先发性监管。你在科幻小说里面可以读到，特别是菲利普·K·迪克的《少数派报告》（及斯皮尔伯格所改编的电影）中所描述的“预犯罪”（PreCrime）和预认知（precog）。当今的治安越来越多地采用了这一现象的种种变体。这一点有必要区别于如今的监控策略；比如，摄像监控系统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更为老旧的观念，即监督人们在做什么，或对他们已经做过的事情进行记录，以此来加强排斥性机制。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以一种时间性次序来说——看起来更多的是沿循着以下的脉络：需要这样一种监管或治安（策略），它通过预测人们将要做的事情，进而在他们行动之前就理解了其动机 —— 就好像这种基于未来的立场承诺了更多权力，甚至创造出一种未来妄想症？与其说这是一种为了对人群进行排斥的监管，还不如说它是在社会空间之内、针对他们所产生的价值来进行应对。那么，他们又是怎样被观察的？怎样从他们的行为之中抽取出价值？在此种对人口的调控之中，当然存在着一种极为重要的生命政治因素，尤其是在医疗和保险方面。
SM: 连同“前-”，复合时间还推进了一种“后-”的状态。“后-”现如今无处不在，它揭示出我们所身处的当下的种种特征，同样，它也理应被补充进那些围绕“后-当代”的争论之中。现在，所有一切看起来都是“后-”什么什么，这就表明，我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之理解与既定的历史条件既相关又断裂…… 虽然“前-”指示出一种对于作用于当下的未来的预期性演绎——由此未来已经运作于当下之中，这同样表明当下并非首要范畴，而是由未来所组建的；但“后-”所标志的是，当下发生的事件如何与已经发生、但却不再存在的事件相关。我们总是其它事物的未来。“后-”因而也是去除当下之优先权的一种标志。
如果说我们是后-当代，或后-后现代，后-互联网，后-随便什么——如果我们现在变成后-所有一切——那正是因为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语义学不再有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下”自身就与一种我们已经超越了的“过去”之间形成了思辨性的关系。如果说“思辨”所命名的是与未来之间的关联，那么“后-”则是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我们得以辨识出，“当下”在其与“未来”的关联之中亦是思辨性的。我们身处这样一个未来，它逾越了过去的条件与期限。被组合起来的当下并非仅实现着思辨性未来（“前-”），同样也实现着我们已超越的过去之未来。事实上，我们已不再拥有过去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支点、稳定性及常规（“后-”）。
AA: 这一点很重要，即当下之变化与形塑并不一定被过去所限定。当下不再能够首先从过去之中演绎而出，它也不再是一种决断论（decisionism）的行为，而是被未来所形塑。对于我来说，关键的问题和迹象正在于，正是当代性之逻辑对于“当下”的迷执——你可以将其称为人类对经验的迷执——使得当下主义（presentism）在应对未来所构成的存在逻辑之时困难重重、乃至彻底失败。
我认为这部分实际上也就解释了，为何与所谓的“思辨”转向（speculative turn）相并行，近年来出现了种种针对当代性的批判性论理及质疑。不幸的是，思辨常常仅被当做一个逻辑或哲学的问题来讨论，而没有涉及到它独特的时间性方面。不过，我们显然仍在探寻这个后-当代 [或过去-当代(past-contemporary)]的条件，或者说，适合于复合时间的哲学概念或思辨概念。
SM: 是的，虽然我们两个都以不同方式得益于思辨实在论，并同样都脱离了我们所继承的后结构主义或20世纪晚期的哲学模式，然而思辨实在论主要还是在论证一种有关思辨的“内-哲学”的（intra-philosophical）或概念性的观念，也即对思想的外部与思想的经验进行探索。而后-当代的兴趣则是从一个外在于自身的视角去理解并启动当下。目前我不太清楚，这是否也是一种思想的外部。不过，无论怎样，复合时间之所以可以被思索，正是因为“思辨”主要被视作一种历史-时间的思辨——正如未来性，而并非一种经验或思想的外部。这就带领我们切近当下的商业及技术的运作，而不仅仅是思辨实在论于概念层面的诉求。
2 启动一种思辨性的复合时间
SM: 对于已运转起来的思辨性复合时间来说，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表现就是衍生品（derivatives）。当然，衍生品现在已是投机金融（speculative finance）的关键，而它们之所以是“投机的”，正是因为它们利用了某项资产未知的未来价格及由此所牵涉的风险，进而获取了违背当下价格的利润。正如Elena Esposito[vi]在她的论文中极为清晰地揭示的，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未来之不确定性被用来构成当下的价格，这就扰乱了“过去-当下-未来”的标准时间结构。衍生品作为一个明晰的例证，展示了利润之获取为何既非基于产品或固定资本（比如设备，工厂及建筑设施）—— 所有这些都依赖于投资的历史；亦非源自可变资本（比如劳动力或薪酬）。这些都属于积累的传统工业模式：建造一座工厂，雇佣一批工人，以一定价格使用物质资料，生产或培育出一件商品，然后再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出，由此获取利润。上述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利润的增长源自先被生产、随后在市场上被交易的产品。（换言之，）产品的交易标志着一个必然已经发生了的序列之完成。但在衍生品的模式之中，一种尚未实现的未来价格被预期，正是由于此种未知的未来可能性被启动，利润的获取才成为可能——再度重申，（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个未知的、尚未实现的未来。
用Natalia Zuluaga[vii]的话来说，金融衍生品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于未来的开采（future-mining），一种在当下之中对未来的抽取。然而这种开采改变了当下之所是。当下并非是你的起点。一种思辨性构成的当下，其特有的构造（“前-”）会将“当下”能动地置入一个已然发生的过去，即“后-”。你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描述了此种构型的方式，比如先发性的监管、出击或者能力等等现象，对它们的预测都要通过大数据，并运用基于消费者信息的算法。但它同时也有别于这样一种先发制人的逻辑：比如说，在一次先发的出击之中，你消灭了一个可能的敌人，只是为了阻止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 但也可能不会发生。毋宁说，你的行动（就衍生品而言就是价格设定，不过此种建构也可以普遍化） 被转变了，因为你将这个迫近的未来视作应该采取的行动的条件。未来在当下发生着作用，它甚至在当下发生之前就已经改变了它。正如Esposito所论证的，被扰乱的并非只是时间的线性图式，还有当下向未来的开放性。但这些条件不正是你和Anke Henning[viii]在《思辨诗学》（Speculative Poetics）这项计划中所论述过的，只不过那本书更多关涉到文学与语言学的形式分析？
AA: Anke和我想要对某些初始的预设提出问题，比如思辨实在论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那种太过简单和简化的张力。在《思辨的谱系》(Genealogies of Speculation）这部论文集中，你和我也同样试图对此种对立关系进行重新反省，期望在晚近几十年的哲学之中确证一个思辨的维度。[ix]
不过，就细节而言，Anke和我所探寻的则是一种当下的思辨哲学的前史如何着手处理思辨的时间性这个问题。
SM: 你和Anke合作的《现在时》（Present Tense）——值得在这里大书特书——的一大任务就是将语法结构引入到作为一种复合时间的语言之中。对于你们来说，语言看起来是一种认知的、弹性的、可操控的复合时间媒介。[x]
AA: 在这个方面，语言具有一个独特的、关键的特征：时态系统。时态系统对于我们理解与建构时间来说太重要了，甚至比对时间的经验还要根本，因为它赋予经验以结构 —— 虽然不是在相对主义的意义上。大多数大陆的语言哲学或时间哲学实际上都并未触及这个系统的特征，因为它们并未真正关注语法。对于现象学也好，一大批解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哲学也好，这都是一个问题。比这些哲学传统更有指导性的是分析哲学与非-索绪尔式的语言学。比如，John McTaggart与Gustave Guillaume就思索了很多如“每个过去都已经是未来（every past was a future）”、“每个未来都将是过去（every future will be past）”这样的句子。这些基本的结构性悖论—— 或明显的结构性悖论—— 可以通过一种语法的分析来处理。一些技术性问题我在这里还是别谈了……
SM: 核心要点似乎就是如“每个过去都已经是未来”、“每个未来都将是过去”这样的表述……
AA: 诸如此类吧：对于“每一个当下”亦然……
SM: 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两种表述与思辨性复合时间（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后-当代”）最为相关之处就在于，它们清晰呈现出一种时间之结构化：正是在其中，“当下”脱落了。由此，一种无须将当下作为基础的时间界定得以确立。语言的时态结构使得这一点得以可能，因为它将当下的非必要性作为时态结构的一种结构化条件。
AA: 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思辨实在论或任何一种思辨哲学都必须更好地阐释（我所谓的）一种思辨的或唯物论的时间性。对于Anke和我来说，这就意味着基于语言的语法结构来理解时间 —— 在这里，语言被理解为某种物质实在——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时态哲学而非时间哲学。
SM: 同时，你也批评道，思辨实在论 —— 就其主要形态而言 —— 并未足够认真地看待日常语言或文学语言，因为它将这些语言归结为关系主义 —— 这意味着，实际上从未超越人类经验的维度。
AA: 没错，但这恰恰是他们对自身的误解。
SM: 那么你为何称之为思辨诗学？
AA: 因为我们的工作同样也包括，针对美学及现代哲学中对“aisthesis ”（知觉）的普遍关注发起论争；此外，回到你之前的一个要点，即要挑战经验所占据的首要地位。
SM: 你所说的“建构的（constructive）”是否意味着，时态可以被用来对时间进行不同的结构化？这些句子 —— 比如“过去已经是未来”，“当下已消逝”这样的表述 ——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们也同样在语言之中建构时间关系，尤其是通过叙述。这些时态的运作也同样发生于人类语言之外吗？比如说，通过前面提及的衍生结构？
AA: 毋宁说，要点在于，时间的“经验”与像时序这种建构都只是语法的效应，而并非是一种对于时间方向或时间之真实所作出的表征。正是语言中的时态为我们创造出一种时序的本体论，而我们对此种时间的经历就呈现出一种自传的幻象。
SM: 这一点不正是思辨性复合时间所超越的连贯次序的局限性所在？在我们所拥有的思辨性复合时间之中，未来——也包括我们所未知的未来——被纳入到当下的估算（reckoning）之中，而到来的现在则挣脱了与过去的联系。瓦解了线性秩序与当下之优先性，也就将过去、当下与未来均齐化了。
AA: 绝对如此。现如今的一些小说——尤其是那些“现在时”的小说——比传统的叙事要危险得多，因为它们真正迫使时间脱离了次序。作为20世纪先锋文学的产物，“现在时”小说将读者交付给一种推断性（speculative）的时间肌理。或许A.N.Whitehead会将此种感觉的模式称为“感受（feeling）”。这个时间确实“感受”到幻觉、萦回、驱迫、超信念、恐惧等等。简言之，我们感受到时间的那种发自未来的力量。在最极端的情形之中，此种推断性感受令你改变了生命。为了相称于你所断测的未来，一种转念（metanoia）就启始了。这说得太远了 …… 我们感兴趣的一个时间现象就是，为何对文学的美学理解就是不明白现在时能够产生一种“异步性”（asynchrony）这个道理。
SM: 异步性？
AA: 也就是说，当下并非全然可经验的，而是自我分裂的，而时态结构能够能动地操作此种分裂。它负载着不可胜数的过去-当下。它将现实的现象呈现为各种“后-X”的现象，由此令时间去同步化。
3 论左翼与右翼的当代性
SM: 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未来自身成为了当下的一部分。这可以被理解为对当下的一种拓展，但却无需一个与之截然分离的未来。这一点往往出现于左翼批判理论之中，它声称在复杂性社会的资本主义状态之下，未来性已经丧失。这也是（加速主义理论家）Nick Srnicek与Alex Williams已经指出的当代左翼的根本局限性，由此他们希望通过对“一个更美好未来”的规定来克服此种局限性。在最近的论文之中，他们确认了这个理念，并认为它为引导当下的政治行动提供了一个能动的界域。
AA: 我认为我们就新自由主义的当前状况略有分歧，你将它界定为一种导向资本和权力之集中的“国家-商业”网络，它需要并与日俱增地巩固着精英之专制。我则倾向于认为，我们已然经过了这个阶段。对于我和其他一些人来说，新自由主义之趋向可被大致称为“新金融封建主义”（financial neofeudalism），它原来的核心支柱和基础，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比如一个安全的民族-国家、一个能够被治理的人口、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其它的基本经济学预设——如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会产生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利润会产生更激烈的竞争而非寡头或垄断等等。但所有的这些都已经开始消失，由此伴随着不平等之持续加剧，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根本性的金融与社会的危机之中。
然而与其争辩我们是否处于一种新的金融封建制之中，抑或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阶段，还不如在这里聚焦于一个我们共同提出的基本假设：既然前述的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社会、技术与政治的转型已然存在，并且同样体现于当代的艺术与文学之中，那么可以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就是一个新的思辨性的时间结构。面对这个转型，向来存在着两种主要回应：一方面来自保守右翼的抵制，它朝向过去，并将过去作为抵制一种大家都观察和体验到的消极方面的反向平衡：即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封建制所引发的挫折、损失与错误。另一个对于思辨性时间结构的标准回应则是左翼批判，同样也盛行于当代艺术之中。这里的焦点并非是“过去”作为一个语义安全性（semantic security）的位置，而是“当下”作为一个顽抗思辨性时间之变革的场所或前提。
不过，虽然批判左翼与保守右翼在回应对思辨性复合时间的新自由主义动员之际存在着种种争端，但其实二者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为这个新自由资本主义或金融封建制的新形态留出了可乘之机。这一点在保守右翼那里可能更为明显，因为它无论如何都并未制造断裂，而毋宁说是加速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的权力结构。然而，即便就批判左翼的反应而言，也同样存在着一种扼制，因为大多数人都感觉无力在当下获得驱动，无力改变现实，也无力去达致一个名副其实的未来。当代艺术既是此种无未来感的症候，但同时又是替代品，这体现于它对经验的不厌其烦的赞颂：审美经验、批判性、当下性……等等。
SM: 这是对于典型的左翼与右翼之反应的启示性表述，尤其是它们的那些防御性措施——针对思辨性复合时间的出现,及其所导致的在与过去或未来的关联之中的方位丧失。虽然存在着众多方式来理解思辨性复合时间或与之建立起某种关系，但右翼所做的只是简单化，对它的复合性进行还原，进而重新聚焦于当下（这个基于传统的主导时刻）作为中心。在现代性阶段，右翼就总是这样干了：如果说现代性是这样一个范式——在其中新事物产生于当下，那么右翼的特征就是对新事物作为一种行动、社会组织、美学和意义等等的基础这一现象本身发起某种抵制。过去状况的权威性被用来作为一种对现代化所施加的维稳机制。清楚点说：右翼并不一定反现代化，而其实更是对后者的断裂效应进行稳定化—— 通过唤起那些在当时必然是保守或反动的历史构型。面对被启动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思辨性复合时间，右翼以某种方式得以继续它一直以来的做法，而并不一定要承认它抵制的东西已不再是现代、而是一种新的形势。新自由主义的右翼立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意义：即便我不赞同“新金融封建制”这个词能恰当描述资本主义的现状，但它却可以被用来准确捕捉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再结构化而日益加剧的专制现象。由此，政治上的问题就在于，专制的、后民主的权力是怎样被合法化的。那些右翼分子在此处显得效力非常，因为本质上说，他们所认可的正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历史的或精英的形态的权威性，此种形态在新确立的形势之下对语义学——或许仅仅是语义学——进行稳定化。
AA: 那批判左翼的精神宣泄（abreation）呢？
SM: 在某种程度上，左翼使“当代”的问题变得更为明显，因为以进步形态呈现的左翼已然与现代主义密切联结。新事物所发生的当下就是进步左翼对变革的迷恋，尤其体现于它的那些革命理想与陈词滥调。左翼对于思辨性复合时间的宣泄态度削弱（retench）了当下的重要性，不再将其作为思索或面对社会与时间组构、以及语义重组的场所或位置。未来不再被视作当下的条件，反之，当下被当作是无限拓张的，并由此取消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未来（尤其是革命）。但我们所界定的思辨性当下却与此种左翼的忧郁症形成反差，它巩固了未来与过去的地位，并将它们折叠进当下之中，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当然去除了当下的优先性，也甚至会因此令其脱落—— 正如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句子中所展示的时态结构。
AA: 在这个思辨性当下之中，并不存在与当下的彻底断裂。
SM: 是的，它是通过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过去的不在场性被建构起来的。
AA: 这也是为何批判左翼对事件及当下的空洞性或开放性—— 当代性 （contemporaneity）——的思索仍然残留着现代性的痕迹。而且，正如异种女性主义团体 Laboria Cuboniks在最近的文章中从各个角度所展开的评述，左翼思想不适合于21世纪的任务和形势。
SM: 左翼在时间的思辨性复合化之中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对当下的拓展，而并非是当下在未来的驱迫和过去的消散这双重作用下被稀释。通过一种对于行动、美学和经验的当下性的偏执，历史的、未来的、预期的关联得以维系。这正是对于“当代（the contemporary）”的偏执。它仍然预设着当下作为首要时态。对当代性的强调所引发的正是将当下界定为无限拓展的运动。当代是一种浸透了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形式，一种亚稳态（metastable）的条件。
一种仍然密切关联于现代主义的左翼理论不会拥有源自思辨性当下的驱动力，即便它比右翼理论要更为关注复合时间——因为它不想恢复一种过去（虽然革命派看似确实对恢复一种革命的语义学颇感兴趣，而社会-民主派所抱有的兴趣却在于那些已然失效的市场化解决方案）。虽然普遍认为左翼比右翼更接纳现代性（这一点在左翼的自我强化的幻象之外是可疑的），但它却坚持认为当下向着未来和过去进行拓展，由此当然有可能摧毁未来自身。而且，正如Esposito在她的论文中指出的，左翼并未看清的是，它实际上介入的正是未来的当下。正如你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今天就是明天。
AA: 其实是“明天的今天”（Tomorrow Today）。
SM: 没错。这个标题所表示的，正是思辨性的当下如何处于一种“前-后（综合）”（pre-post）的形态，或所谓的“后-当代”（post-contemporary）。当下并非是在其中做出决断的时间，也不是新事物的基础 —— 这些都是现代主义的预设。正相反，新事物发生于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某种过渡/转变的环节，它并非是一个单一方向的流，而是一种同时位于、来自过去和当下这双重方向的思辨性建构。
AA: 这一整套可以概括为“Zeitgenossenschaft”的这个德文词的观念是成问题的，这个词的意思（概括来讲）就是“当代”，更接近字面的意思则是“时间之伙伴（comrade of time）” 。因为它往往表示这样一种愿望，即通过对当下的某种坚执来彻底改变当下。这个词的当代性所表达的观念，正是以一种接近当下的方式来获取驱动力，但这种做法现在已无法胜任。它简直就是一种错误的思考。与之相反，我们所需要的既非“Gegenwartsgenossenschaft”—— 当下的伙伴关系，亦非“Vergangen-heitsgenossenschaft”—— 过去的伙伴关系， 而毋宁说是一种来自未来（die Zukunft）的“当代”（Zeitgenossens-chaft），一种 “Zukun-ftsgenossenschaft”——我们需要成为未来的伙伴，由此从那个方向上来接近当下。
4 一种关于万物的美学：反未来的当代艺术
SM: 在“当代”这一伪装之下的现代主义左翼对未来怀有着一种忧郁症，它取消了这个未来，只是为了保留它自己所接受的预设：当下。过去和未来被视作当下的变体。左翼批判性的优势就在于，当代由此就能够以自身的方式对所有时间进行容纳、异化和殖民化。这在当代艺术中尤为明显，甚至成为艺术的一种定论。它甚至取消了自身的未来性—— 如果不是那个一般意义上的未来，其存在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作为“捕获-机制”（capture-mechanisms）的批判性成就，——由此证明当代艺术高于一切的优越性。
AA: 当代艺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因为它并非仅仅是晚近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和政治重组的受害者，而且还确实是协助建立这个重组网络的帮凶——从一个左翼批判的视角出发，它将自身的逻辑施加于各个层次。尤其是，它强调了当下的主导地位，并将过去作为行动的前提，进而——正如前述——也就将个体化的经验作为这个重组的主要益处。它引领着在一场波及各个层次的普遍审美化运动：个人/个体的创造性、原创性，等等；城市与环境作为创造性的空间和“颠覆性的”事业；通过“产消合一者（prosumer）”——其“天然的”栖居地正是那种已然转变为近乎连续不断的双年展事件的智能城市 —— 来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合并。所有这些都回到了一种对当下性和日常生活的审美经验的迷执，由此牺牲了它自身重构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却恰恰是所谓“诗学”（poetics）和“创制”（poiesis）的（首要）任务。
SM: 通过一种审美性相遇来实现经验的持续丰富，当代艺术由此也同样以一种系统性的理解为代价，吸引我们去关注特征和细节。在她的本期论文之中，Victoria Ivanova[xi]令我们注意到此种操作逻辑，并将其与人权体制联系在一起，因为后者在全球化秩序之中以一种对应的方式，在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建构起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联系。
但让我们澄清一点，这并非是一种导致停滞的条件：当代艺术被整合进新自由主义之中，以便丰富其精英受惠人及相关者的经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促进了变革与改造。这部分地体现出新自由资本主义式发展的思辨性当下的复杂性：它看似以美学化、以促进变革但也维持一定稳定性的方式来实现一种个人的利益，一种经验的丰富 ——
AA: 这样一种审美经验并非仅仅得自艺术，而是源自所有一切。
SM: 是的，经验的审美化，或经验即美感。这同样也是一种泛化的伦理学：无任何政治诉求地赞赏差异，一种无法无天（superliberal）——
AA: 一种去政治化 ……
SM: 之所以说去政治化，那是因为它也是一种去系统化。这样一种审美/伦理的鉴赏就是拒绝 —— 以间接的方式，也即作为一种背景条件 ——做出系统性界定。此种界定被认为是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被理解或改进。作为一种极权主义立场，它根本是不可能的或简直就是顽固不化。由此我们只能被迫局限于存在与经验的“特异性”（singularities）。这种特异性无疑是当代艺术所颁布的禁令，施行于每一件作品及其社会规范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Ivanova所指出的，它是新自由主义社会关系的一种少数、但却颇具范式性的原型。
尽管很多当代艺术作品有着批判性的内容，但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当代艺术本身却沦为大国的玩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对此种勾结进行连贯性理解，并由此挑战主流的模式。这里需要被强调的，并非仅仅是满足于将当代艺术的批判口号中的无政府主义–左翼的种种变体与对日益加剧的资本与权力之集中的右翼关注相合并的做法，而更是要看到，二者可以被视作持有共同的关注点，因为它们都试图抹平或简化思辨性复合时间，都是对思辨性当下所进行的一种抵制性的去时间化。
而为了对抗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反应，有必要采取策略和实践（praxes） —— 也即理论 —— 来从思辨性当下获取驱动力。这正是右翼的保守策略与左翼的批判及美学方法都完全无法做到的。正如我们所说，二者被合并于当代艺术之中，而后者所能做的也唯有巩固这样一种状况—— 无论它宣称要做什么，假装要做什么，或它的内容标牌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AA: 我们都赞同，必须在一个后-当代的思辨性复合时间之中思索和行动。然而，目前的问题在于：怎样区别于它的资本主义的或金融-封建制的变体？一种思辨理论如何营造出一种差异，使思辨性当下区别于它的新自由主义的剥削形态——无论我们对此种主导形式的特征进行如何不同的描述？思辨政治学如何得以营造一种差异的方式令复合时间得以加速？
SM: 这肯定就是根本的政治问题。一个进一步的理论要点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里的困难。也即，为何我们想要超越当代性的愿望不能单纯等同于德里达对“在场”之形而上学的批判？对德里达来说，“在场”（presence）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首要范畴，它所限定的不仅是西方传统中的主要的哲学原则，而且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主导的社会、政治及语言构型。德里达指出，当下（present）的那种所谓的自足性需要被瓦解和重构。他的任务，就是要解构在场 —— 从本体论上，从时间上，空间上等等。而我们所据理力争的则是，当代性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延展性的社会和历史的当下，或当下化（presentification）。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难道我们不只是在重复德里达吗，即便说他是批判谱系中的一个需要被超越的关键人物？
AA: 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德里达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不过，他的解构必然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它针对的是自我确立的当下性的意识形态及效应，但这个过程本身也需要被解构：形而上学需要被解构，它一直在解构自身，因此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步骤。不幸的是，解构（本身）太容易染上那种令人厌倦的现代主义的否定性（the negative）美学病，后者与以下种种迷恋形态相去不远：迷恋法兰克福学派，迷恋非同一者，或玩弄意义与内容之对立的“延异（dfférance）”—— 从来不是好事情；以及迷恋作为空无与非–可读性（non-readability）的减损（subtraction）—— 这是好事情。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现代主义的、20世纪的逻辑，但同样也是当代性的逻辑。但与所有这些尝试形成鲜明对照，对于思辨性当下之改写必须承认，意义始终已经存在，因此德里达及他所归属的批判谱系所认可的那种对当下的持续变动和减损之步骤并不一定是积极的。
因而，就解构、或上世纪的美学中的绝大多数其它脉络而言，无论它们有着怎样的优点，但最终总是归结为这样一种美学：它不断赞颂着断裂、清空以及诸如此类的姿态（想想巴迪欧的一些令人生厌的门徒吧）。不过，通过思辨性的复合时间，我们就不再身处断裂性的逻辑之中。我对一种时间本体论没有疑义，只要它能够赋予我们另一种避开当下来理解时间的可能性。
SM: 说德里达终结于一种美学，你是对的。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伦理学，因为它强调了一种始终是独特的、不可调和的对脆弱性的经验。他对明确的意义大加斥责。
AA: 我们不应该对明确的意义惴惴不安。或许正相反。
SM: 当然。我不太清楚我补充的观点是否与你的回应彼此一致，但我想说的是，思辨性复合时间的构造是对在场之解构的社会性的（也即主要是技术的和经济的）操作。这就是说，语义学或工具性操作在复合时间的社会之中的进行方式，恰恰就是以德里达所确认的方式来对在场和意义进行解构。正是由于思辨性的复合时间，我们才不再身处于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之中。在他关于技术以及由此牵涉到的空间、地点和本体论的移位（displacement）的讨论之中[xii]，德里达多少谈到了这一点。 但这些讨论中一个导致政治疑难和被回避地最深的要点就是，广受青睐的对时间、意义等等的解构实际上正是通过资本化的过程才能进行。正是“他们”—— 国家-企业的网络——实施着解构，而且干得比德里达还要好。由此看来，“当代”所严格执行的，正是对当下的削弱，由此来对抗通过思辨性的复合时间所进行的对当下之解构。这里，当代性既包括你所提及的中断、缩减、延迟等等各种步骤，也包括很多其它步骤，如语义的解构。
5 关于思辨性当下的语法
SM: 回到你的问题：有别于右翼的那种悲哀的复合性及左翼对于思辨性当下的反应（也即体现于艺术和别处的当代性），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介入复合时间的方式，它所关注的不仅是在这个改进过的基础之上获取利润并加重剥削——新自由主义已经如此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目的。复合时间的资本化构型是对于思辨性当下的有所限制的组织化；它虽然也体现出复杂性（complexity），但却复归于当下化，因为利润现在必须要根据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短期主义（short-termism）来进行积累。
AA: 问题就在于，不得不承认，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技术、政治与经济构型具有一种优势，因为它运行于思辨的时间性内部，这部分体现于它所确立的与此种思辨逻辑相一致的机构功能。然而，新自由主义构型也同样还原了复合时间的思辨维度，因为它否弃了未来及当下的开放性与偶然性。
SM: 不，我不赞同。我认为问题恰恰在于，它敞开了更多的社会的及语义的偶然性。这就是Ulrich Beck及其他与“风险社会”这个观念相关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所作出的诊断，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xiii]他们所谓的“风险”就是要在当下去确认，思辨性复合时间如何将未来敞开为一种社会秩序（更准确说，是准-秩序（quasi-order））的前提条件。
AA: 不，不是的。当代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新与差异之生产，不过它并未将一种差异引入到时间的递归运动之中。 德文中可以区分“Beschleunigung”（即作为速度提升之加速）与“Akzeleration”（加速）。后者在过去确实意味着如钟表走得过快这样的情况。前方存在着一种偏差 —— 这并非是一个循环的运动，而是递归的运动。“Akzeleration”将一种差异引入到钟表的功能之中。正是这个差异在新自由主义或新封建的经济系统中被拒斥，因为它产生出一种自动化的未来。尽管当代（左翼）艺术的典型批判并没有错，但它并未看清思辨性时间的可能性，并将其还原为当下。它仅仅看到了思辨性时间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的效应。绝大多数当代批判性艺术所制造的都是有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只是装饰性的——对象或者意义，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护着思辨性复合时间的此种还原形态。而我在这里所展开的论证，并非基于单纯语义的层次，而实际上是基于密不可分的语言和时间的物质性。
SM: 所以说后-当代对抗当代性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变时间？
AA: 后-当代运作于思辨性时间内部。它能理解并实践此种时间，由此塑造了我们的时间性。是否存在着思辨的、或异步的当下之别样实现方式？是否存在着对它的不同解读？在最近的论文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教授）Aihwa Ong重点突出了在她所谓的“世界性科学（cosmopolitan science）”的人类学中的一些这样的建构：Ong概述了科学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所固有的普世主义与抽象化在亚洲如何起到扶助的作用，又如何从特殊意义的历史性文化构型那里获得支持，由此扰乱了地方与普世、过去（文化）与未来（企业性的科学技术）之间的一切简单的二元对立。再举一个例子，所谓“思辨诗学”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以一种开放的方式来理解未来，而并非仅将其视作一种直陈式（inidcative）未来。
SM: 你所说的“直陈式”是什么意思？
AA: 语法之中有三种情态：祈使（“走！”），直陈（“她走了。”），虚拟（“我会走的。”）。在语言哲学之中 —— 但同样在政治学上，重要的是要明白，所有时态都是情态性的。过去与当下都必须以一种情态的方式来理解——首先是作为直陈式。不过，未来时和虚拟式是极为接近的，因为它们都利用了可能性之语法。正是此种偶然性在当代性之逻辑中被还原掉了，这种误解往往体现为，将思辨性时间封闭于当下（“我可能已经走了（I will have gone）。”）。不过，我想多谈一点技术性分析：虚拟式构成于你的真实行动之先，因此无论你正在使用的是虚拟式还是未来时，你都还没走呢。这可能太技术性了，不过我的要点就是，情态涉及到一种未来时如何被转化为一种现在时，随后又被转化为一种过去时。
SM: 那虚拟式是否就是当代性的形式？它所设定的正是这样一种含义：行动可能已经发生，但却并未发生：“他们可能会、将会离开”，但却没有。在这样一种含义中，句子的主词被赋予一种尚未实现的潜能。这就解释了当今遍及批判左翼的无处不在的对“潜能”的赞颂，同样，由此也能理解由当下所主导的思辨性复合时间的局限性。当代艺术与当代性的种种主张有着突出的局限性，因为它们只不过想设定潜在之选项，而并没有切实地去做什么，也没有驱动思辨性当下去建构一个未来。未来只是一系列绝不会被实现的潜在可能性，而这正是出于对工具化及 —— 悖谬但又自毁的是 —— 在任何一个当下实现截然不同之未来的忧惧。
AA: 将复合时间还原为当代性，这就将唯一一种可能的未来当下（future present）视作“变为现实”（becomes real），而没有看清未来之偶然性；从语法上说，未来或当下在这里仅仅被理解为直陈式。不过，当下并非只是一个“是（is）”，正如时态也并非时间之表征。我们必须清除一种对时间的非-情态（a-modal）理解。
SM: 后-当代是一种非情态？
AA: 是的。为了一种适合于我们身处其中的思辨时间性—— 如前所述，一种“Zukunftsgenossenschaft” （与未来合作）—— 的思索与实践，我们所需要的是将未来时转化为现在时的方法。这就是为何，对于我来说，语法是一种理解思辨性时间之开放性的方式，而并非仅仅将它彻底归属于直陈式。当且仅当（通过一个祈使句）一个虚拟式被成功实现，一个未来才会在当下发生。隐藏在“我会走的”（虚拟式现在时）和“我走了”（直陈式未来时）之间的，正是命令句“走！”（祈使语气）。
对于我来说，这个语法上形成的差异所敞开的，并非仅仅是一个不同的未来，以及在当下进行别样行动之可能性，进而避免被归属于一个自动化的未来——无论这是通过先发制人的维稳还是通过金融衍生品。而且，更普遍地说，我们必须明白，语言改变了意义和时间 —— 在物质和本体的层次上，而并非仅仅在语言或概念的层次上。可以通过语法分析来处理这些复合物（complexes）。
SM: 好吧，这期DIS Magazine的其他文章也说明，我们也同样需要对复合时间进行普遍化，进而超越语言和语法。我们正在讨论的条件是由一种普遍的基础结构和系统所构成的，而它正是来源于被大规模整合的社会中的一种思辨性当下。Esposito就确认了一种对线性时间的扰乱方式，以此来对抗其预设的现代主义逻辑：这样一种朝向未来的新的开放性，它有利于一种较新类型的资本主义积累，但也可以以其他方式来运作。Ivanova提出理由来证明，一种新的全球司法-政治的准-秩序如何通过普遍与特殊之关系的不稳定重组来得以建构；Srnicek与Williams则关注机器人学与自动化的技术-社会发展，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行动的基本描绘方式的转变。Benjamin Bratton以“思辨设计”为题将这些可能性拓展至更为具体的场景，同时将其延伸至更长的时间线；Ong同样结合打造一家科技企业这个具体案例，在亚洲的伦理-文化的意义背景之下探讨了其中所牵涉的司法和操作性问题，并由此转化了身份认同的场所与方式之实际显现方式。Laboria Cuboniks结合种种身体、身份及自我概念的未来性的科技重构，与女权主义之间展开了角力；Roden从“分离主题”这个视角出发，扰乱了身体、情动（affect）与语言的关系：分离主题指涉这样一个现象，即由强人工智能所开创的种种智能形式会彻底改变所有层级之中的编码空间。
总之，正如经验并不足以作为理解思辨性当下之基础，人类语言（可能只是其中一些）的构造亦只是这个综合性复合体的一部分，因而无法作为一种涵盖其广阔的物质和语义条件的普适机制。
AA: 我们所需要的，当然不止于一种语言理论，但无论怎样我们都需要一种所谓的“诗性理解”（Poetic understanding）——对于我来说，它是通过语言而非美学理论来被认识的。
SM: 我们的分歧之处在于，首先，即便将诗学用来命名一般意义上的“生产”（production），在我看来，它也仍然太过维系于或多或少具有日常性的语言及其秩序的结构和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s）。这当然是大规模组织所必需的，一个系统的、社会的、技术的、经济学的结构化与中介化的基本条件。因此，虽然你向我们（作为语言性的人类行动者）描述的诗学是一种对思辨性复合时间的重组，它不同于别种类型的模式——比如当代性的压抑机制以及你所谓的直陈式，但此种再结构化也同样有必要运作于非语言性的条件之下。我们理应敞开复合时间的那些更多以有别于人类语言的方式被结构化的基层结构。这也是Bratton在本期内容中通过“思辨设计”这一理念以具体的方式、结合特殊的形势和时间线所倡导的，这一点同样体现于他对“堆栈（The Stack）”的界定，它根据在整个星球的尺度上相互连接的计算化的物质与基层结构之条件，对主权进行了重新排序。不过，更普遍说来，我们确实需要一种语法，它能够充分描述日益拓展的复合时间之中，（所谓）基层结构的最广泛构型。
翻译／姜宇辉
编辑校对／贺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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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Armen Avanessian
Armen Avanessian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曾在维也纳和巴黎学习哲学和政治科学，师从法国哲学家Jacques Rancière。在完成其论文《讽刺精神的现象学：现代性的伦理学、诗学和政治学》之后，他以编辑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巴黎和伦敦工作。2007年至2014年，他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的比较文学学院，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担任访问研究员，以及在多所欧洲和美国的艺术学院任客座教授。
Avanessian关于思辨实在论与加速主义在艺术和哲学领域的研究和写作为他带来了诸多学院围墙之外的读者和受众。他创立了双语研究与出版平台“思辨诗学”（Speculative Poetics），致力于集结全球各地的哲学家、艺术家和写作者共同对话，策划一系列讲座、出版和翻译项目，形成新的理论阵地。他也曾被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歌德学院、古根海姆美术馆等重要当代艺术机构邀请做系列演讲。 2014年起，Avanessian开始担任德国Merve Verlag出版社主编，该社的出版主要集中在政治与哲学理论领域。
Suhail Malik
Suhail Malik是一位作家，他的写作和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当代艺术发生和运转的条件与机制。他也执教于伦敦Goldsmiths学院，并担任其 MFA Fine Art Programme的联合总监。
[i] “复合时间”，英文为 “time-complex”，也可译作“复杂时间”或“时间复合体”，然而“复杂”这个词只是形容了时间维度之“多”，而并未突出它们之间的“合”的作用；“时间复合体”又稍显不够简洁，故暂且译作“复合时间”。—— 译注
[ii] “Speculative”原意是推断的、推测的、思辨的、投机的。在本文中，除非特别标示，凡涉及诸如“speculative time”的地方，一律译作“思辨性时间”，以统一于“Speculative Realism ”的中文通译“思辨实在论”；而凡涉及到更为具体的指涉，比如“speculative finance“，均译作“投机性的”，以适配不同的语境和上下文。——编者注
[iii] 对于贝尔纳·斯蒂格勒所提出的个体化的社会-技术及精神-记忆的整合性系统结构来说，复合时间是一个重要特征。例如可参见《技术与时间2：失去方向》（Stephen Barker译，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以及《象征的苦难1： 超工业化时代》（Barnaby Norman译，Oxford: Polity, 2014）。不过，思辨性复合时间在以下几点上有别于斯蒂格勒的主旨：(1) 它包含着一种思辨的时间构成而非记忆或人类的时间化，（2）思辨性复合时间在这里被确认为与斯蒂格勒的诉求相对立，后者试图挽救一种审美性构成的个体化经验，而并非令社会-技术的构型复杂化。
[iv] Rob Horning, “Preemptive personalization,” The New Enquiry(September 11, 2014)
[v] Brian Massumi, “Potential Politics and the Primacy of Preemption,” Theory & Event 10:2, 2007.
[vi] Elena Esposito，意大利学者，《诸未来的未来》（ The Future of Futures – The Time of Money in Financing & Society）一书的作者。——编者注
[vii] Nathalia Zuluaga，现任ArtCenter/South Florida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曾担任Cisneros Fontanals 艺术基金会展览与出版负责人，也曾在 Judd基金会与 Hessel 美术馆策划展览。——编者注
[viii]曾于Armen Avanessian合著《现在时。一种诗学》（Present Tense. A Poetics），2012年出版。——编者注
[ix] Armen Avanessian and Suhail Malik, Genealogies of Speculation (London: Bloomsbury, 2016).
[x] Armen Avanessian and Anke Hennig, Present Tense. A Poetic (London: Bloomsbury, 2015).
[xi] Victoria Ivanova是一位住在伦敦的策展人、研究者和作者。2010年，她作为创办人之一，开创了在乌克兰的一个跨学科文化平台，主要致力于行动主义、教育和艺术之间的跨领域研究和交流。——编者注
[xii] Jacques Derrida and Bernard Stiegler, Echographies of Television:Filmed Interviews (Cambridge: Polity, 2002).
[xiii]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