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记得过度宣传（hype）就是预期利润与利润之间的比率（EE/E），然而这个表述又要基于资本总额与利润之间的比率（K/E）。K/E的值同时反映出过度宣传和折扣率（K/E= H/ r），因此除非我们知道资本家的预期，否则就始终无法对过度宣传做出任何具体的描述。不过我们可以猜测……
—— Shimshon Bichler & Jonathan Nitzan[2]
新的实在论与唯物论哲学、及其所明确激发的新的政治理论，都断言说“实在”（reality）可以被认识、变化是可能的。与其在这里清楚地阐释这一点在种种思潮——从新唯物论到思辨实在论中的一一体现，我更愿意对其话语框架与背景信息进行审视，因为这些框架与信息已然使得这些思潮与21世纪初所特有的科学及（金融-）经济现象密切关联。不过，这些现象却在很大程度上于人文学科的日常实践中被忽视，这些学科几十年来皆标榜着一种保守的故纸主义（philologism），以及一种虽以政治为契机、但却含混而怠惰的理论相对主义—— 所谓“’68运动”的遗产。虽然以不同面貌示人——如“唯物论转向”以及“思辨转向”，但这些思潮对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所固化之教义的否弃，确实产生出一定的不可否认的影响。骤然间，涌现出有别于顽固拒斥技术与科学的人文学科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要求撤换那些带有支配性的文化悲观主义。尽管对正统的学术体制一无所知、甚至心怀敌意，但这些新鲜的实在论和唯物主义却已然将大众关注的焦点转向学院泡沫之外的哲学思辨上。
这个话语-政治的框架与大学的政治/经济的、乃至智识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为了理解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先解决一个涉及到绝大多数人文学者的自我观念的明显悖论。于其中，人文学科的学术领域与学者在其中所发挥的职能常常被误解。首先，存在着主角所带有的批判性的自我观念。他们（总是）认为自身受到了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化（economization）的威胁。在他们眼中，最为要紧的不啻于建造一个抵御资本主义（今天，即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变体）的堡垒。不过，一旦对当代大学进行一番更为细致的历史性考古，这个观念就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它的虚幻性，且不说意识形态性。要想最为有效地克服此种关于往昔的民间神话，需要一种对于现代的研究型大学之起源的加速主义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展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即在我看来，将今日人文学科之理论生产方式的明显缺陷进行聚焦和概念化，——这仅仅是种初步措施，但对于现状的改变却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我们又该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当下的学术）呢？或许有必要从那种不仅在德国蔓延的“洪堡（大学）式”的怀旧出发，它带着一种混合着两种矛盾诉求的充满渴念的幻象：既要推进研究，又要提升教学，——这样一种综合体曾在过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说，这样的组合首先使每个学术才俊的自由发展及创造性成为可能，由此确保了学术研究、理论生产和知识传播的品质与原创。此种好高骛远的、充满误导的洪堡式理想方案已日渐衰落，原因据说主要是市场经济化的过程，毕竟，这个过程不会放过大学。这个方案的误导性首先体现为，从加速主义的视角来看，到底这样一个外在于资本主义境况的乌托邦是否可能，这是令人怀疑的。当我们先考察1800年之前的普鲁士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发端、随后再考察1800年之后的当代大学的反应之时，情况就显得与广受欢迎的人文主义故事大相径庭。那时对教授们的评判——无论是在索邦大学、英国的学院，还是在维也纳的耶稣会——与今天我们所听闻的对于局势的哀叹都颇为相似。（那些）只是被当时洪堡大学的同代人所略知一二的状况，在今天则呈现为（长久以来被压制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历史真相：一种经济的导向被烙印于它的每一个目标之中，那就是，将教育塑造为一种职业培训。此种转变产生出一种新型的学者，以及——在我看来——一种新型的审美主体性，这并非是意外状况，而恰恰是它所预想的治理目标。一个例证就是从口头的答辩（disputatio）（用来展示对既成的知识经典的掌握）向着书面论文（dissertation）的转变。另外一个例证则是大学的官僚化。这往往被归咎于体制的日益资本化的恶果，但同样可以在普鲁士的政治与治安历史之中找到前车之鉴 —— “批判！”作为一个律令，早已远播于哥尼斯堡（Königsberg[3]）之外。[4] 正如历史学家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尖锐指出的，“研究者作为现代的知识英雄，公务员作为艺术品（work of art），这本身就是一种德式反讽之作。”[5]
在所有那些曾致力于这个基本原理（包括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而今天又在国际上鼓吹大学的重新定位的哲学家之中，费希特可能最好地界定了这种新型主体性的特征，因为他发明了一个新术语“Wissenschaftskűnstler”，或者说，“艺术家-学者”。对于他，浪漫主义的理想型大学将会是“这样一所学校，它致力于科学地运用理性之艺术”，以及“在生活中对科学之艺术进行实践运用”，正是从这里，出现了“生活艺术家”（这个群体）的涌现。[6] 美学之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成为哲学的一个学科，正是因为新的“审美机制”（雅克·朗西埃语）产生出一种审美主体性并将其作为自身的相关项。[7] 这里无法详述这个要点，但仍有必要采取一个比Luc Boltanski及Ève Chiapello[8]所已经进行的开拓性研究[9]更为广阔的视角，从“创造性批判”（critique artiste）之中引出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及其“创造性装置（dispositif）”，也即“今日的‘审美资本主义’”（Andreas Reckwitz语）[10]。甚至早在浪漫的波希米亚人之先，今日的新自由主义的原型就已然成形于大学之中，正是后者导致了话语的普遍美学化。自律，灵活性，创造性，以及创新研究的所有其它要素，都恰恰最早被构想、运用于那些人文学科的“实验室”之中，而当今，正是这些刻意无视其起源的实验室扮演着局部反抗的显著角色。9
正是基于这些误解，那种在人文学科中已然被倾情实践了两百多年的“批判”如今却往往呈现出“先验的悲苦主义（transcendental miserablism）”[11]的形态，这并不令人惊奇。在林林总总的“批判”——无论是内在的，外在的，隐含的，还是显明的，无论是被称作批判（critique）还是批判性（criticality）——与已然提及的思辨的及加速主义的进路之间的主要差异正在于，后者对未来的潜能有一种强烈的坚持：它们所尝试的是一种递归式的转型实践，而非以恶无限的方式来反思所与。那种扭曲的后视的怀乡症——对此尼采已然道尽一切：“哦！伏尔泰！哦！人性！哦！无意义！”[12]—— 就好像使得人们以背朝前的方式蹒跚而行。反之，加速主义的思辨则倡导一种非人（inhuman）的立场，一种自未来回望过去的乐观目光——这个过去，我们（仍然）将其视作自己的当下。有别于那些早期思想家关于速度思考的虚无主义立场——他们无力或不愿对抗维希里奥（Paul Virilio）[13]所设定的那种作为绝对者的速度；（而）当今的左翼速度主义将其自身构想为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颠覆或巧妙占用那些倾向于隐藏在我们的超动态社会之中、但却并未因此就具备了一种先天合法性的权力关系。[14] 然而，这不可能是通过对大学的往昔进行怀旧的、民间式的、神话化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通过一种理性的分析，一种对于现状的认知图绘，还要求能动地介入到我们这个普遍加速的社会所强加的（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动力与速度之中。
从一种加速主义的视角来看，要想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在全球的背景之下对局部问题进行概念化（比如，大学中的工作条件）。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之下的的大学危机——本身也是一种智识的危机——可以借助经济学理论家Jonathan Nitzan与Shimshon Bichler（他们也同样对左翼批判理论在经济学上的无知进行了尖锐批评，这绝非偶然）所明确提出的公式进行有效界定：资本即权力（capital is power）。资本主义的权力体现为两种形式：价格与怠工（sabotage）。（而）价格尤其成为权力的资本主义媒介。“绝大多数现代资本家（或他们的经理）都是‘定价人’：他们确定了产品的价格，然后就把剩下的交给‘市场力（market forces）’。”[15] 在学院的背景之下，持续的评级、所有的评价和检查都在捏造一种客观性，在其中，专断——如果市场干预并未起到主导作用（所谓的马太效应，“也即，资源总是倾向于流向那些已经拥有它们的人”）[16]——可以被毫无疑义地视作此种逻辑的等价物。[17] 正是这（样的机制）将我们直接带向【怠工】，这个词在这里当然并不仅仅意味着以机会主义的方式将某些新观念插入僵化的智识装置之中，进而形成梗阻（obstruction）。在当代的创造性装置之中，审美的-资本主义的任务就是要优于平均水准，也即，始终要比别人输出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既然缺乏现实相关性（这一点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已然成为当下众多人文学科知识生产的特征，那么将自身隔绝于外部这个选项也就很自然地呈现出来：既然绝大多数人都颇有理由地怀疑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价值，那么怠工——作为系统的梗阻——也就成为一种选择的方式。因此，以下这两种【怠工】倾向都绝非偶然：一方面，很多处于事业早期的研究者起先都是被系统拖着走——从硕士到博士再到一个又一个的博士后——直到他们最终失败、离开；另一方面，很多学者也公然将他们对于新的哲学与社会趋势的无知当作美德来售卖。此种形式的怠工反倒是（成为了）学术经济的基本组织性原则。
这个简短的综述应该足以证明，大多数学者所身处其中的那个传说中的“堡垒”——（或者说），“庸俗左翼（kitsch leftism）”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名号[18]——彻头彻尾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可能存在着一个超越经济逻辑的场所，一个可能的外部，—— 这种观念与那种怀旧的后视密切相关，后者朝向据说是前资本主义的洪堡式理想。既然存在着这些自娱自乐式的幻想，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批判者阶级”所提供的“理论”（Theory）越来越失去可信度。人们可能会对此表示遗憾；它为保守而反动的力量在大学中的得势铺平了道路。抑或，我们也可以抓住这样一个机遇，进而发展出一种更为进步的立场。这也是为何，近年来，唯物论、实在论及思辨的立场已然明确宣称自己对立于那种在哲学系中所践行的灰尘满天的整理故纸运动——比如充斥于法国的现象学、德国的批判理论，以及英语系国家的分析哲学（等等）。这些新思潮的成功并不仅仅源自于更为激进的政治立场（后-自治论（post-operaism[19]），技术女权主义，加速主义）的结盟。那么，学术界的反应又如何呢？大多数时候，它总是摇摆于无知与敌意之间。
让我们以“思辨实在论”为例，它也是21世纪早期最为重要的哲学运动之一。“运动”在这里应该在德勒兹的意义上被着重理解，它对立于“一个学派”的经院趋势，并作为散布全球的年轻哲学家的多声部聚合——他们的机敏与一种对抗的立场密切相关，而且，此种聚合也会解体、进而汇入不同的星丛。使得不同的作者们彼此区分的，是他们的种种令人震惊的尝试：以自己的名义重新进行哲学思索，去争辩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学术界的反应倒是毫无意外的一致：我们被告知，这些尝试都是可耻的僭越；要想对时代的迫切问题做出更为充分的回应，重读经典作家（几乎都是男性）及经典著作要远远胜过那些新鲜的炒作。对于这些传统大学之外的新鲜声音（一般都出现于艺术学校或艺术界）的巨大兴趣，充其量只是一种肤浅的、昙花一现的时髦。
我觉得，这种症候式批评揭示出众多学者身上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解缺失：（该如何解读）21世纪的理论生产与传播？（又如何理解）时尚、炒作以及所谓“狂信”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上述这些要素，以Nick Land的理解即是：
一种正向的反馈循环，其中也包括了文化这个成分。它可以被界定为自我实现之预言的实验性（技术性）科学。迷信只不过是虚假的信念，但狂信——以其自身的观念性存在——却可以通过因果作用来实现自身的实在。资本主义经济对于狂信是极端敏感的，因为在其中，信任行为作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基调。反之亦然。[20]
抑或，用“控制论文化研究联盟”（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 – CCRU，是在Nick Land任教于Warwick大学期间，由Sadie Plant, Mark Fisher, Robin Mackay等人创立）的话来说：“过度宣传令事情真实发生，并将信念作为一种能动力量。即便它在当下并不‘真实’，但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在未来的某刻成为真实。而且，它一旦成真，在某种意义上就一直为真。”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对于过度宣传（或者说“炒作“）、泡沫（在思辨金融的意义上，在社会和大众媒介的意义上，等等）以及“超信念”之意义的洞见恰恰源自对那些理论建构的输入、理解和占有，正是这些理论建构新近被法兰克福、索邦及美国哲学系的权威们指控为法西斯、恐怖主义，或至少是扯淡。此种智识上的戒严已然被证明是错误的，并且在观念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这些却并未动摇绝大多数学院派哲学的僵化结构。
独立于这些结构之外，践行一种另类哲学与思辨的哲学平台发展起来 —— 想想德国的Merve出版社，美国的Semiotext(e)，以及新近的英国杂志《Collapse/ Urbanomic》（法国的巴黎八大的‘革命’基金会是一个例外）。在那些哲学的主教和强硬派的视线之外，它们见证了一种理论哲学的超信念之效力。在社会性媒介的时代，各种平台及传播渠道都日益致力于将狂信引入到话语的杂合体之中，由此狂信得以散布，并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
这里有必要引入一种对于Nick Land的“速度（dromo）”（它被理解为一种虚无主义式的新词增生）的重要限定：“狂信加速了坠入混沌和解体的趋势。”[21] 此种限定涉及到带有进步动能的加速主义的政治定位，也即区别出（带有方向性的）巡航加速和盲目加速之间的差异。（在德语中，Akzeleration这个词—— 不要与Beschleunigung，即速度的单纯增加相混淆——甚至意味着将一种差异递归式地引入到运动之中，否则此种运动就将始终保持循环状态。）相应的，想要让狂信产生进步的效应，它的病毒式传播必须要匹配于一种可控的解放要素。然而，狂信要获得各种知识方能掌控异质性系统，它们又拥有着何种类型的控制手段？何种类型的理论-系统与实践-系统的知识会从它们运作渠道的转型过程中涌现而出？
首先第一点：令狂信得以称霸于既有版图之上的，并非是网络的形式之力，亦非更优论证在内容上所展现出的因果约束（causal constraint）。反之，最为核心之处在于，它们向来既指涉形式，又指涉内容；用当代金融理论的话来说，它们与衍生工具（derivative）相似，具有一个“基底（underlying）”。相关的内容因而就是那些（理论的，哲学的）内容，后者产生出一种关于当下现实之实际融贯性（consistency）的知识的剩余价值，由此适用于构建渠道来促进（学术的，哲学的，等等）现实的某种变革。就此而言，以下这个要点无论从概念上还是（话语上）政治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单纯否定性的或防御性的实践——比如说令评价力量短时间无法运转，或避免学术怠工——都将是不够的。新的品牌、时尚或炒作，只有当它们关于分配形式的固有知识、同时也导向对言说者位置的重新分配及信息渠道的花样翻新之时——并非仅仅是确立某种新的主导原则，即便下一个这样的主导原则是思辨-实在论——才能产生出解放的和进步的效应。再具体一些：学术论理的权威性将不得不被相对化，以利于其它的哲学思考平台；而哲学思考本身也将不得不在别处去探寻，去进行。
普遍说来，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分配模式的某种变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知识与商品）。在过去几十年间，对如此变革所进行的恰当回应往往就成为左翼新理论的标志。这些理论在学术界的接受广度已然与其思辨明晰度形成反比：并不夸张的说，一种理论的前瞻性越是发达，那它也就不得不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被学术界接纳。这样的例证比如：当下关于思辨的、唯物论的思索，德勒兹与加塔利著作中的根茎式、游牧式的思索，后自治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乃至很多很多年之前的瓦尔特·本雅明，—— 所有这些都要苦等良久才能被纳入到学术正统。
这一点很难理解吗？当前，那种对于任何在学院的坦途之外取得成功的话语形式所怀有的公然蔑视，难道不仅仅就是出于一种担忧：害怕失去在有利可图的、始终渴欲着新的理论养料的艺术界里分一杯羹的机会？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尽管机构也最大可能地体现出流动性，但一整代新生的艺术家和策展人已经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理论工具来实现任何有效的创造。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所要应对的并非仅仅是新理论的接受在时间上的延迟。这也是为何，在过去几十年间，知识界现状的卫道士们与其春风得意的后继者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妥协，由此也使得前者将每一种新的理论潮流都整合入课程设置之中。在今天，逐步成形的乃是一种媒介拓展的根本性变革，也即，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与新型的线上大学、艺术学院、艺术机构中的各种理论项目等等，都混合在一起；新形式的艺术探索正在涌现，而且，正如实验性的策展实践那样，它们大多数运作于官方的大学圈之外。
话语生产领域的这些转变相应地导致了关于作者身份的功能和实践的某种变革。在《何为作者？》一文中，福柯已经指出，作者“既非仅是其文本的所有者，也不必为它们负责；他既不是它们的生产者，也不是发明者。”正相反，“之所以称呼一个个体为‘作者’（或者说使得一个个体成为作者的），仅仅是【一种】投射。”[22] 最近一次在柏林举办的会议上，艺术理论家David Joselit注意到了这个观念与我们的信息时代的关系，并由此详细阐发了当下的作为“轮廓（profile）”的主体所展现出的弹性：“一个轮廓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 它可以被一个与它相连的生物人所拥有，但也可以脱离后者。这样，轮廓就存在于作为固有属性的自我图像的可异化与不可异化的交叉边界之处。”[23] 从爱德华·斯诺登的形象入手，Joselit由此描述了一种“新范式”，它类似于Benedict Singleton与Reza Negarestani对这个主题的加速主义反思，并将异化不再构想为自由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自由的前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巧妙地加速自我与环境，也就意味着抛弃一个理想外部的预设，以利于接收一种原创的异化。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利用此种纠葛（entanglement）——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处于真实包含（subsumption）中的生命——来打开朝向未来的裂口。既然如此，即便是一个人的不完美之处也为变化了的未来规范指明了道路 —— 应当（ought）而非是（is）。这里，这样一种“应当”就兼具认识论维度和政治维度的含义。一方面，再度援引福柯，“是时候不仅仅从表达价值（expressive value）或形式的转-化（trans-formations）的角度来研究话语，还应该根据其存在的模式：流通、估价、归属以及占有的模式。”[24] 另一方面，对于一种话语的政治学来说，这就暗示着一种规范性的要求：去操控并改变流通、估价、归属及占有的模式。
从一种加速主义的视角来看，至关重要的问题仍然在于：在何种程度上，知识生产和知识流通的别样实践还需要一种不同的知识分配？此种分配所实现的远不止于由新一代研究者来斩获授予的教授职位。此种再分配标志着与“’68一代”所鼓吹的“队列穿过机构（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25]之间的差异。一个流转的“吸引因子”（attractor）——可以是一个概念人物，一个人物轮廓，一种跨-话语（transdiscursive）的创始者（instaurateur），抑或一个哲学观念——令分配形式重新构型，它改变了语境，而在我看来，此种改变的成功尤其依赖于“吸引因子”、狂信或品牌的内容。无论怎样，对现有的分配条件的操控必须成为基底内容的一部分。
狂信的诗性特质明显体现于众多艺术作品之中，即便对于体制批判的早期阶段来说亦是如此（在体制化和学院化令它自身窒息之前）。一般说来，艺术领域是学习如何“创制”（poiesis）的最佳场地：创制，即生产或实-现，让某物的新功能成为现实。当然，这就意味着，不要把你自己限定在仅仅是写艺术，因为这恰恰是体制化批评——连同它的那些研讨陈旧的体制批评的第三方资助的会议——的最为明显的症状之一。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实践体现为令人屏息的智识的旋转舞，以此对大家早已熟稔的市场机制进行命名 —— 然而这些洞见却几乎从未以一种加速主义的方式被激发（当然，也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当代的思辨理论和加速主义理论可能会被策展人、画廊老板和别的生意人侵吞）。对于艺术（领域）的学院化反思并未以寄生的方式将持续扩张的艺术领域进行挪用，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彻底非美学（化）的纲领，而是往往导向了一种对于现状的单纯肯定，一种对于它企图批判的备受嘲弄的资本化的积极参与——例如，以撰写展览文案的方式参与到象征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过程中。在我看来，此种构思概念的方式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是不充分的。一方面，它对于当今的整个后-观念艺术来说是不充分的，此种艺术虽然常常被艺术史科班出身的理论家们所分析，但却单纯局限于内容，而忽视了它将虚构转化为现实的述行（performative）或创制诗性（poietic）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又证实了学术论理的不充分性。经济学家Christian Marazi对学术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导向的诊断，对“【政治】话语对科学研究界所发生的后福特转型的迟钝反应”的诊断，也都适用于其它领域。[26]
（所谓的）“学术界加速”的前提就在于，要想理解大学及其中的主角，就必须将他们密切关联于一个社会的、至少潜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忽略这一点，也就剥夺了抽象的政治理论在面对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分配模式时的有效性。难怪大部分政治科学丝毫没有（或无力，或不愿，或…… 在这里，情态动词的问题变得可以被忽视）改变话语分配的具体经济条件。由此，我最近出版的富有争议性的《过度书写：知识的伦理学/存在的诗学（Overwrite: Ethics of Knowledge / Poetics of Existence）》一书，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27]，即我们应该削减学院派政治理论的排放，进而开始在各个物质维度上对学术思考予以政治化的改变（写作的环境、交流的空间、帮式的评价行为）。要想实现对学术界现状的任何转型或加速，对今日大学之政治介入必须将这些局部细节放在全球背景之下来理解。
任何在全球政治背景之下的精确的政治定位也始终有着一个伦理的维度，而在日常职业导向的学术生活之中，这个维度却鲜有显现。这里，关键方面并非在于话语的主体（谁？）或内容（什么？），而恰恰是其准确的定位：作为一个作者，我自何处发声？我由此可以占据何种位置？我的“轮廓”（David Joselit）又是怎样的？在一种知识的伦理学和一种知识的诗学（并非美学！）交叉之处，呈现出一种生存之术，进而自我的位置也发生了转变。这一点不能与文学理论用来探索虚构之力的指示语转换（deictic shifts）（主角与读者的融合，读者由此进入到小说的虚构世界之中）相混淆。[28] 这是一种诗性行为，恰恰就是因为学术思考与书写行动紧密连接（而且只是作为（比如说）知觉、感觉或审美经验的一种结果）。之所以广泛存在着对人文学科之诗性的理解缺失，在我看来，这要归咎于审美思考的霸权地位。文本的生产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实践行为，所有别的一切都至多只具有风格上的价值。在1800年以来的普遍的哲学审美化的庇佑之下，我们只剩下那种毫无建树的选择——围绕后现代主义的徒劳争辩（一方面是模糊文学和理论之间的区分边界，另一方面则是对学术清晰性的顽固而愚昧的坚执）早已令我们熟悉了这一选择。然而，一旦认真考察语言本身的指示能力，就会揭示出这样一个要点，即哲学思考的诗性转化之力也可以令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生存于世界之中，也可以使我从一个新视角出发、换个方式审视世界。每一个颠覆性的新观念，每一个元认知（metanoietic）的洞见都促使我们于世界之中占据一个新的位置。
然而，关于形成我们对于自身创造成果之陌异感的叙述策略如何不同于我们从文学虚构中所掌握的策略，（以及）前者为何并不一定会被审美化话语所终结，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原因。那正是因为，它们确保了一种书写或那个“作者”（还记得福柯对作为一种心理投射的作者位置的描述）并不臣服于“对他的固有位置的虚构”，也不再试图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反之，时时不忘异质性和偶然性，以及创制关于他自身及其环境的诗性叙述（福柯的名言“科学虚构（science fiction）”）。我的对象重新发明了我自己，而至于为何现实的每一个部分现在都必须被别样地理解，其原因就并非主观的，而是系统性的。这样一种关于方法的生存论操作（existentialization）是一种循环式的组合（而非反思性批判！）——也即，将自身作为书写者来定位的可能性、通过（一系列）筹划和设计来实现自身的可能性。逻辑中的假定推理（abduction）可以被转置于文本实践之中：书写自己，书写那尚且未知之物，由此也就是以不同方式去书写（某物），过度–书写自己。[29] 这与一种叙述实践相关联，它不仅致力于重述未来，还试图对可选择的往昔进行谱系梳理，并且始终关注如何实现狂信与异端。就策略上的重点而言，这样的谱系重述在我看来是与当下（大学）哲学系中所践行的哲学史思考截然对立的，后者是如此贫瘠，甚至在其从概念向话语政治所进行的无缝式的文本转换之中亦充满着破坏性。很难设想还存在着更有效的对思想的体制性封禁，除了将所阅读的文本碎裂为众多有待占据的位置，以及有待划定的关键性的前线或边界——这样一种计划否定了、摧毁了一切论理的思辨性和诗性环节。
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三个方面不可分离。一种新的理论构型也改变了研究的主体及其作者的轮廓，由此必然导致与现存的方法论之间的对抗。反之，每一种涉及到话语政治的纷争皆始自一个诗性的真理，它既影响着知识的主体，也同样作用于其对象。成为我们在思辨或巧妙的假定推理（abduction）中所逐渐了解的样子，也就意味着——在强调的意义上——承担起重新洞察或审视世界的责任。在人文学科之中，这一点往往与发展一种新方法或尝试建构一种新范式相关（福柯的“教导者”instructeur））。正如在科学中的情形，这既非单纯是一种逻辑演绎的结果，也非得自感性的归纳（令人无比沮丧的反思性判断力），而更涉及到假定推理。假定推理并不是仅仅将个别包含于一条普遍法则之下，而反倒是产生出一种与其它的个别案例之间的积极（positive）联想，由此也就动摇了既定的普遍法则。只有当一条新规则为它而发明之时，假定推理的形式——最初曾被Charles Sanders Peirce[30]所讨论，如今又在科学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才会拥有一种（新的）独特面貌。这也同样应该是人文科学之加速主义的工作目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中挑选出合适的对手，这种做法虽然践行于过去几十年间的各种门类的论文写作之中，但无论如何都是不充分的。唯有一种递归式的介入，以及对人文学科之研究对象的假定推理式的操控，才能真正推进目标。因此，要想测度一种理论的创新性，总是可以依据它在学术圈的日常生态中所引发的纷争来衡量——无论争论的焦点是一个学术的主题，一篇文学的文本，抑或一件艺术作品。
只有对于现存的权力策略的最佳操控与利用，方能产生出推进变革的必要信息。唯有准确的（局部）定位才能敞开朝向未来之视域，唯有朝向更大整体（全球）的视角才能允许新的地域化。这也是为何，诗性的递归——它将差异性部分置入一个新整体——正是审美反思的对立面。诗就是转化性行动，它与前述的对实在的思辨创制相关联，这样一种创制往往与异端理论、狂信派以及骗术师（tricksters）相结盟，以此来对抗周边的环境。“所有骗术师的共同点就在于”，Nick Srnicek与Alex Williams告诉我们，“凭借一种狡黠的智慧来发明技术，并以之为工具来实现以弱克强。骗术师的创制逻辑首先就是发明，并常常将它对目标的同情化为武器，以此来施行有效诱捕。”[31] 一种大学政治的实践——在米歇尔·塞尔的意义上可将其归类为“寄生性的”[32] —— 需要骗术师和变色龙、逃兵和告密者，我行我素者和变节的叛徒。我们的口号因此就并非是：“对学术充满想象吧，谁在乎呢”，而应该是：让我们想象一种在别处的、未来的（政治）哲学，而且我们已经在做了。学术界，加速吧！
*原文为德文，英译／Nils F. Schott
中文翻译 ／姜宇辉 编辑校对／ 贺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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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根据奥地利哲学家Armen Avanessian的原文《加速学术界：论理论之超信》（Accelerating Academia: On Hyperstition in Theory）翻译。在文中，“狂信、超信（hyperstition）”和“迷信（superstition）”相关又相对：前者既体现出比后者更高的强度,但同时又包含着后者所不具备的产生真实的效力。索性的是，“狂信”这个汉语词也大致能体现出这两重含义。—— 中译者注
[2] Shimshon Bichler & Jonathan Nitzan, Capital as Power: A 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 (Milton Park: Routledge, 2009), 190。Jonathan Nitza 是多伦多约克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Shimshon Bichler是在以色列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他们共同创立了关于资本主义参与能力理论，并一起运用差别累积理论展开对于以色列以及全球战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编者注
[3] 哥尼斯堡，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出生与工作的地方。“批判”也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精神。—— 中译者注
[4] 参见Armen Avanessian, Űberschrift: Ethik des Wissens und Poetik der Existenz (Berlin: Merve, 2015)。英译本即将于Sternberg Press推出。
[5] William 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211.
[6] Johann Gottlieb Fichte, “Deduzierter Plan einer zu Berlin zu errichtenden höheren Lehranstalt, die in gehöriger Verbindung mit ei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tehe (1807),” in Idee und Wirklichkeit einer Universität: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erlin, ed. Wilhelm Weischedel (Berlin: de Gruyter, 1960), 34.
[7] Jacques Rancière, Aisthesis: Scenes from 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 trans. Zakir Pau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8] Luc Boltanski是法国社会学家，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法国社会学“实用主义”学派代表人物；Ève Chiapello也是一名法国社会学家，曾与Luc Boltanski合著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这本著作通过对管理文献的考察研究，揭示了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已经难以适应网络时代的重要变化，而资本主义新精神的成功依赖于卓越批判的再起。——编者注
[9] Luc Boltanski and È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t (London: Verso, 2005).
[10] Andreas Reckwitz, Die Erfindung der Kreativität: Zum Prozess gesellschaftlicher Ästhetisierung (Berlin: Suhrkamp, 2012), 11.
[11] Nick Land, “Critique of Transcendental Miserablism,” accessed February 26, 2016, http://hyperstition.abstractdynamics.org/archives/008891.html.
[12]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 Judith No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5.
[13] Paul Virilio是一位法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和城市规划家，以关于技术及其与速度和权力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和著作闻名。——编者注
[14] Paul Virilio, Speed and Politics: An Essay on Dromology, trans. Mark Polizzott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 Jonathan Nitzan &Shimshon Bichler, Capital as Power: A Study of Order and Creorder (Milton Park: Routledge, 2009), 242. 关于左翼批判理论在经济理论方面所表现出的头脑简单，他们写到：“大多数对于资本主义的自重的批判者都会愉快地忽视其‘经济学’…… 此种无知当然是随心所欲的。它令批判者们生产出那种‘批判话语’，其中塞满了剪切-黏贴的陈词滥调，含糊其辞，乃至往往就是胡说八道。他们的‘批判’很少能提供给我们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之力量的重要信息，更别提这些力量应该如何被研究、理解并挑战”。
[16] Michèle,Lamont, How Professors Think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17] Jonathan Nitzan &Shimshon Bichler, Capital as Power, 242. 英美评价程序的那种岌岌可危的客观性正是汗牛充栋的论文的主题，这些论文对Lamont那仍有价值的阐述表达出了强烈不满。关于德国的外部资助分配中的市场干预，可参见Richard Münch, “Wissenschaft im Schatten von Kartell, Monopol und Oligarchie: Die latenten Effekte der Exzellenzinitiative,” Leviathan 34, no. 4 (December 2006): 466-486.
[18] 比如，Reza Negarestani就谈到过 “庸俗马克思主义” (参见他的 “The Labor of the Inhuman, Part I: Human,” e-flux #52, 2014, accessed February 26, 2016, http://www.e-flux.com/journal/the-labor-of-the-inhuman-part-i-human/).
[19] “operaism”，源自意大利语“Operaismo”，指“自治论马克思主义”。——中译者注
[20] Nick Land and Delphi Carstens, “Hyperstition: An Introduction,” accessed February, 26, 2016, http://merliquify.com/blog/articles/hyperstition-an-introduction/#.VOtKgUJ_wZg.
[21]转引自Delphi Carstens, “Hyperstition,” 2010, accessed February 26, 2016, http:// merliquify.com/blog/articles/hyperstition/.
[22]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in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ed. Daniel Defert, François Ewald, and Jacques Lagrange, vol. 1, 789–821 (Paris: Gallimard, 1994), 789 and 801; 这篇文章的绝大部分已经以《何为作者？（What is an Author?）》为名出版了英译：trans. Josué V. Harari, in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2: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d. James D. Faubion, 205–23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23] 在此我感谢David Joselit惠允援引他的手稿，原文宣读于2015年3月20日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举办的名为Lunch Bytes: Thinking about Art and Digital Culture的学术会议。
[24] Foucault, “Qu’est-ce qu’un auteur?,” 810; “What is an Author?” 220.
[25] 原文是“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长征队列穿过机构），由“68运动”中的学生激进分子Rudi Dutschke提出的口号，旨在描述一种为建立革命条件而采取的策略宣言，前者主要受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Antonio Gramsci的影响。——编者注
[26] Christian Marazzi, “Rules for the Incommensurable,” Substance: A Review of Theory & Literary Criticism 36, no. 1 (2007): 13.
[27] Armen Avanessian, Überschrift: Ethik des Wissens – Poetik der Existenz (Berlin: Merve, 2014) under contract at Sternberg Press for release in 2016.
[28] 参见Käte Hamburger, The Logic of Literature, trans. Marilynn J. Rose, 2nd rev.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3), 亦可比较Armen Avanessian与Anke Hennig 对洪堡的方法的批判性拓展：Present Tense: A Poetics, trans. Nils F. Schott with Daniel Hendrickson (New York: Bloomsbury, 2015).
[29] 关于假定推论的逻辑，参见Charles Sanders Peirce, Pragmatism und Pragmaticism, vol. 5 of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ed. Charles Hartshorne, Paul Weiss, and Arthur W. Bur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182–92.
[30]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 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
[31] 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 “On Cunning Automata,” Collapse 7 (2014), 493–4.
[32] Michel Serres, The Parasite, trans. Lawrence R. Scheh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207.